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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 /> 要说诺奖与国家的关系，其实是很矛盾的。
如果将诺奖获得者梳理一遍的话，能够将之分成三种。
第一种是在本国就很知名的一流学者，第二种是世界公民式的一流学者，第三种是在本国并不受重视，甚至缺乏名气的一流学者。
第一种获奖者很好理解，大部分诺奖获得者都是这样的。
第二种获奖者往往代表着复杂的身份背景。
比如81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休伯尔，他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，但他的父母是美国人，所以，他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双重国籍。
更常见的是郝维西这种，他是4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，出生于匈牙利，并在匈牙利受教育，但因为与1919年短暂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有牵连，就被****的民主匈牙利给赶了出去，前往德国工作，然而，纳粹掌权之后的德国，又对犹太人郝维西极不友好，郝维西不得不辞职前往丹麦，继而逃亡瑞典。
那个用王水溶解了诺贝尔奖章，并将装有王水的瓶子光明正大的放在一个架子上，并在战争结束以后，拿回重铸的奖章的故事，说的就是郝维西。当然，那时候的郝维西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诺奖奖章，他是为了劳厄和弗兰克溶解的奖章，这两位分别是14年和25年的物理学奖得主。
至于第三种类型的获奖者，往往遭遇的是尴尬。
比如获得1965年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的三名法国科学家，他们全都不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，而且很长一段时间，都没有当上院士。日本的福井也是在获得诺奖以后，才被推选入日本学士院的。所以，屠呦呦不是中国的两院院士，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科研生态。
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
但是，第三种诺贝尔奖获得者，固然是将本国科学界的脸颊打的啪啪响，可要说得奖以后的发展，是远远不如第一种获奖者和第二种获奖者的。
特别是第一种获奖者，自本国出发，获得世界级的成就，是最顺当的一种，其中典型的例子如桑格，58年得了一次奖，80年又得了一次，说明他在得奖之后的日子里，是得到了充沛的资源支撑的。
第二种和第三种就比较辛苦了，尤其是第三种，打脸一时爽，年年要内耗。
杨锐如今才是二十几岁，他可不想将大好的青春年华用来事后撕逼上面。
杨锐主要请教了三个人。一位是北大的蔡教授，一位是朱院士，一位是景存诚。
蔡教授为他提供了来自北大和生物学小圈子内的期待，朱院士为他介绍了学界的大拿们的想法，景存诚则为杨锐联通了政界。
听起来复杂，但是，有远赴瑞典的往返机票，事情做起来就很容易了。
杨锐只是多出现了几次，还特别筛掉了几个人，最后将所有人都拉到成果鉴定会上，给自己投票，就算是将出访团给定了下来。
G蛋白偶联受体的清晰构象的成果鉴定会上，凡是对杨锐单独获得成果有异议的成果，都是杨锐统战的对象，而凡是赞成这个结论的学者，自然就被看做是杨锐的支持者。
杨锐也不管他们真支持假支持，反正，只要梳理一圈，没有碍事的疙瘩，他就满意了。
最后，在确定了全部团员之后，杨锐又填上了景语兰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