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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不得的收入啊！就算你民间绞尽脑汁去争斗，大宋朝廷最不缺的就是有理财头脑的精英，总的让人付出一定代价才行。
所以，大宋自开国以来，能开源的官吏升迁最快，那是一边喊儒者不言利，一边拿着算盘与民争利。
欧阳澈之所以敢取消支移，也是得到王秀支持的，否则，他天大本事也打不开局面，这件事等于获取各州县的人心，却被既得利益的地方胥吏阶层，恨到了骨子里。
循序渐进的方式，相当于农村包围城市，最终联合各阶层给官僚胥吏阶层重重一击，最终在弹劾罢免两名知州，一名知县，斩杀二十余名胥吏后，才开始全路推行两银法。
两银法的推出，朝廷除了保存主要物品买卖税收，还有财产继承的税赋，耗米、科配、大斗、预支等杂税一律取消，并没有过分触动多阶层利益，只是让官僚胥吏阶层，和部分隐藏田产的人不爽，但总体上并不算过分。
当然，没有王秀的坚决支持，还有大宋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两银法绝不可能实施，甚至不可能取消那些杂税。
只因女真人的入侵，行朝用度太艰难了，天下承平时代都不会减少，更不要说南迁头几年的财政艰难，财政官员恨不得刮地三尺，不得不保留那些盘剥，以求取得发展的资金，当时王秀也保持沉默。
如今，大宋行朝通过十年休养生息，四川，荆湖、江右再次形成三驾马车，无论是盐茶制度的改良，还是工矿业的发展，包括海商事业的迅猛发展，都给了朝廷充足的财富，太府、户部库每年都有大幅度增幅。
也就是说，大宋朝廷有足够的钱财，也解决大部分问题，通过苛捐杂税筹集军费和发展资金的时代，已经即将结束，而且朝廷财政状况还会更好，不需要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。
如果说，大宋行朝的经济逐渐恢复，却没有达到王秀想要的水平，那也是不再需要盘剥生民，而是转移盘剥的对象，由国内转到四夷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朝廷的大臣没有反对王秀的计划。
也很容易理解，绝大多数大臣都喊着不与民争利，在财政状况日益改善情况下，他们也很乐意停下那些苛捐杂税，这是能博取好名声的事情，为何不去支持？
成都府路州县官员，也很少有人持有异议，按照常理来说，他们收到的损失最大，不要说那些苛捐杂税和盘剥，单单是支移一项，就让他们公私两面都有损失，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抵制，原因是很多的。
其实，王秀给欧阳澈去了一封信，说的很明白无误，苛捐杂税和盘剥最得利的并非官员，而是那些州县的胥吏。相当多的钱财都进入他们的腰包，或是通过他们层层抵达上层，这才是一个隐形的既得利益阶层。
对付这样的阶层，王秀早就做好准备，大宋经济状况的好转是解决问题的基础，在这种大环境下，任何的抵抗都是土鸡瓦狗。